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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综合现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可用的数据资料构建了由健康、教育、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四个维度构成的中国农村0-35月龄儿童多维贫困测度体系。结合现有微观数据库中指标涵盖的实际情况,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根据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分别测算了不同年份中国农村0-35月龄的儿童多维贫困情况。
本项目使用了CFPS数据对我国儿童贫困的程度、范围、分布和影响机制等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论证。
本研究是对乐都县“一村一园”计划受益儿童和非“一村一园”受益儿童学业发展结果的大样本纵向追踪研究,以评估“一村一园”项目对儿童在小学阶段学业成绩的长期影响。本研究的结果可以为政府利用财政资金普及投资村一级学前教育服务体系提供实证依据。
本研究利用中国第一个学前教育普及项目这一准实验来估计学前教育对儿童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因果影响。本研究的结果可以为政府是否将三年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提供实证依据。此外,大部分关于学前教育影响的研究都是基于发达国家的证据。本论文是少数几个在发展中国家的背景下关注学前教育影响的研究。本研究结果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普及学前教育提供更相关的证据。
2019年7月13日,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与中共徐州市委、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推动新时代改革再出发——全面践行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暨‘徐州实践’高层研讨会”在江苏省徐州市召开。本文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原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原理事长宋晓梧的主题演讲内容整理,已经本人审核。
根据新农保试点的政策特点,我们构建了双重差分模型(DID),使用2010-2013年间的家庭调查数据,估计县(区、市)启动试点对当地人口行为和健康指标的影响。我们使用的数据包括2010年和2012年的中国家庭动态调查(CFPS)以及2011年和2013年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CFPS和CHARLS在问卷设计和调查的执行方面非常相似,我们将两套数据合并使用以增大样本量和样本变异。我们保留了两套调查数据中的所有45岁及以上人口,得到了大约70000个样本观测值。我们将样本受访者按照户籍状态和年龄分为四个组:①60岁及以上农村人口;②45-59岁农村人口;③60岁及以上城镇人口;④45-59岁城镇人口。根据新农保制度规定,第①组可以领取养老金;第②组可以参保,但是参保后需要按年交费,不能够领取养老金;第③、④组不允许参加新农保。在估计养老金收入的影响时,第①组为处理组,其余均为控制组。我们基于DID模型分别使用四个组的样本进行回归就分析,使用第①组样本估计养老金收入对家庭行为和健康的影响;使用其余三组样本进行回归作为安慰剂检验,用于检验DID模型的有效性。我们也通过分析新农保不同批次试点县的宏观社会经济变量在1999-2009年间的时间趋势间接检验了DID模型的识别假定,结果均支持DID模型的有效性。
认知能力是经济决策中最基本的决定因素之一,同时认知能力对个体的劳动力市场表现、社会行为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认知能力是个人发展,尤其是儿童发展的重要指标。本课题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社会制度背景下,研究父母是否独生子女对儿童认知能力的影响。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强化民生兜底保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做好人力资源与就业、养老保险、老年康养、儿童福利和社会消费机构的挑战。
2019年6月27-28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0-3岁家访项目跨国比较研究工作坊”在北京召开。我院执行院长李实教授受邀参加会议并发言。宏观经济、微观计量经济学、收入分配、政策研究、医学、社会学、遗传学等多领域专家学者就儿童早期发展问题展开学术讨论。一天半的研讨中,学者们唇枪舌剑,就美国、牙买加、爱尔兰和中国的“慧育中国”四个项目测评和数据展开讨论。
5月5日,2018年中国经济形势与改革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宋晓梧在演讲中,谈到完善收入分配体系的问题。他表示,贫富差距已成为全球经济中的重大问题,在一次分配中,资本收益高于劳动收益,中国的情况并不乐观。同时,税收作为二次分配的手段,中国的税收又进一步加大了一次分配的收入差距。
针对中国企业所得税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公共政策评估与模拟中心撰写了一份技术报告,对企业所得税微观模拟模型框架进行研究。
最近,社会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话题讨论逐步增多。这种讨论增多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中央作出的一个重要判断: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过去五年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而2017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脱贫攻坚战亦取得决定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不断提高,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
我国住房公积金的效率、利弊及存废问题,近几年一直是社会和学术界的讨论热点。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推动企业爬坡过坎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为此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减轻企业负担。同时,过去几年我国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不断上升,引发了广大劳动者、企业经营者和政府关于劳动力成本是否过高的热烈争论。在企业减负的大背景下,当前企业住房公积金的缴存状况如何?是否给企业带来负担,对企业成本和利润影响有多大?公积金对不同企业的影响是否有差异?目前尚缺乏基于数据的分析和判断。本报告基于企业层面调查数据,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从2008年到201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逐年回落,从0.491连续降至0.462。今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2016年的基尼系数是0.465,是自2008年以来的首次 上升。
近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召开,提出推进去产能,要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产能过剩企业中,国有企业占了比较大的比重,为什么出现这种失衡?在国企改革步入攻坚阶段的大背景下,如何有效去产能?两会召开,对于热议的“个税改革”、“遗产税”、“企业税负”、“财税体制改革”等焦点问题最大争论在什么地方?凤凰财经专访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宋晓梧,对这些当前热点话题回应和解读。
16 [2017-03-07]李实:谈收入差距
2017年1月20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的收入基尼系数——0.465,这是2008年以来首次上升,说明收入差距在扩大。从基尼系数看,中国多年来都处在高度不平等国家之列,和巴西、墨西哥在一个梯队。中国是否找到了有效控制贫富差距的方法?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长江特聘教授李实认为,现有改革力度薄弱,缺乏对高收入的有效调节方式,他甚至担忧,一些关键性的公共政策可能“胎死腹中”。
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证明,市场机制能够提高经济效率,但解决不了收入差距扩大问题。过大的收入差距会给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导致居民消费不足和经济增长缺乏可持续性;导致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群无力积累人力资本,造成社会阶层固化、社会矛盾频发;导致政府的公共政策和再分配政策难以发挥作用,不利于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和分配机制。既然市场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存在严重失灵,那么,政府就要在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分配公平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居民收入出现了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收入差距也曾出现过不断扩大的趋势。近几年由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缩小,全国整体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受到了抑制,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出现了小幅回落,但是收入差距仍处于高位水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仍很严重。现在我国开始进入新的发展期,如何进一步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公平分配成为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简称《实施意见》),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基本思路和具体措施。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认为,目前劳动报酬持续提升是合理的,不能将企业致困归咎于劳动成本提升,更不应以降低工资作为中国经济脱困之道;当前企业负担过重是政府收益过高挤压所造成的。
富差距是社会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贫富差距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收入差距,二是指财产差距。我们知道,居民收入是一个流量指标,是指个人或家庭在一定时期内获得的各种资源的价值,既包括货币收入,也包括实物性收入;居民财产是一个存量指标,反映了收入在一个时点上的累积量。收入与财产共同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也反映了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它们之间相互关联,共同作用,一起决定国民的福祉水平。而且,收入差距与财产差距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不断提高全体居民的收入和财产水平。
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2018年度研究项目招标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