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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十四五”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目标。时值两会期间，未来教育研究中心特策划了《两会教育谈》专访栏目，邀请教育、经济等领域专家学者，就教育扶贫、终身学习、教育信息化、在线教育、大学生就业、协作育人等热点教育话题进行分享与交流。本期专访嘉宾是：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工资与收入分配中心主任，未来教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邢春冰教授。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方针和主要目标指出，要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应基本同步，分配结构明显改善。“十四五”期间，应如何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五年后，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会达到多少？中国未来是否有通胀风险？搜狐财经就此对话了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
作为参与讨论延退方案的专家之一，宋晓梧表示，延退政策应在“十四五”期间尽快推出。“一定要抓住十四五这个时间窗口，不能再错过了”。与此同时，他表示，延迟退休不是“一刀切”，不代表所有职工都要工作到65岁才能退休，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会给予劳动者一定的弹性选择空间，因此对于普通人来说，不必过度紧张。
近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月度研判会通过线上召开，主题为“需求侧管理与新发展格局”。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宋晓梧在会上表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要使“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公平正义进一步彰显”。因此，“十四五”时期应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新发展格局早日形成。
需求侧改革要有新思路,改变过去只是注重实物资本投资的做法,将人力资本投资需求激发出来,从而实现提升总需求，实现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从而稳步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的长期目标。
1977年底恢复高考，我参加考试，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学院白纸坊分校。1980年考上北京经济学院劳动经济系的研究生。1983年毕业，被分配到国家经委企业局，搞企业劳动组织整顿。1983年，中国恢复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资格。国际劳工组织是由政府、雇主、工会三方代表组成，而当时中国只有政府和工会组织，没有雇主组织。为此，1984年成立了中国厂长（经理）工作研究会，代表中国雇主组织参加国际劳工组织活动。因为我是学劳动经济的，组织上调我到厂长（经理）工作研究会工作。1990年，劳动部成立国际劳工研究所，调我到了这个所任副所长。1993年底，劳动部把劳动科学研究所、工资所、社会保险研究所、国际劳工研究所等几个所合并成立中国劳动科学研究院，我当主持工作的副院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那么，如何打通影响双循环的堵点？在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宋晓梧看来，打通双循环的堵点，要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消费的制约。
12月20日，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中共绍兴市委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改革（2020）年会暨新发展阶段地方改革推进高层研讨会”在浙江省绍兴市举行。本文为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宋晓梧的演讲内容。
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未来教育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院与智慧学习研究院联合承办，好未来教育研究院协办的“创新与变革：面向智能时代的教育”2020中国未来教育高峰论坛于2020年12月6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成功举办。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工资与收入分配中心主任邢春冰参加并发言。
11月29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八届“中国改革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资助，论坛的主题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宋晓梧参会并发言。
近期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到二〇三五年，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等。如何实现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的这些目标？十四五期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有哪些突破？新京报围绕这些问题采访了三次孙冶方奖获得者、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李实。在李实看来，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一方面，加快居民收入增长，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为了使得低收入人群成为稳定的潜在中等收入群体，需要破除户籍制度制约、取消一切歧视性的就业政策。另一方面，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还要注意防范一些中等收入人群落入低收入人群行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了三重基础性转变：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服务业社会转变、从年轻人口结构向老龄人口结构转变。在这三重急剧转变造成的错综复杂的发展过程中，我国不仅保持了社会的总体稳定，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这其中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功不可没。
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截至2019年底，全国已有90%以上的贫困县摘帽，95%的贫困人口脱贫，近一亿人口摆脱了贫困，经过2020年这一年的努力，绝对贫困问题将得到历史性解决。同时2020年之后，伴随农村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中国贫困状况将发生重大变化。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提出“扶贫工作重心转向解决相对贫困”“研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标志着解决“相对贫困”会成为未来扶贫工作的核心内容。在2020年后建立扶贫长效机制的过程中，要重视以下七个转变。
日前，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在《北大金融评论》上发表文章，指出了一些发达国家财富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并解释了财富分配不平等产生的后果，以及它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2020年10月第二届“中国发展理论”国际年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功召开，本文是根据李实教授在开幕式当天的致辞整理。
下文为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七届获奖著作《中国收入差距变动分析——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中的一节。这部著作的三位作者中有两位是外籍作者，其中史泰丽已两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的持续恶化无疑对社会发展和稳定带来了一定冲击，甚至使得一些国家频繁出现社会动乱。社会贫富悬殊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社会分裂。这种分裂先是表现为收入和财富分配上的差距，然后是不同人力资本上的差异，接着是生活方式的不同，最后是价值观的差异。这时社会将进入到一种易发社会冲突的状态，而且会是一种持续冲突的状态。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抗议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游行示威接连不断。如2011年始于美国而后在全球蔓延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发出了反对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不满政府补贴大企业的呼声，呼吁政府增加民生支出，增加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力度。又如，今年美国警察暴力执法事件引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全美抗议运动，不仅是一场反对种族歧视的抗议运动，也是底层民众对长期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一种抗争。当一个社会存在过大的财富分配差距，存在着制度层面上的分配不公，一些社会矛盾就会更加凸显出来，小冲突就容易演化为大冲突。
近期周小川先生撰文提出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占比“肯定需要考虑提高”，对此结论我们难以苟同。第一，中国当前的收入分配状况与改革初期相比，中国的公共养老金在缩小收入差距中的作用与世界各国相比，均有天壤之别，中国不存在弱化公共养老金的公共政策功能理由。第二，个人账户可以激励职工参保积极性的结论，在智利模式改革的国际实践中并没有得到验证；而且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激励政策与，面向退出劳动力市场人员的社会保障制度也不能混为一谈。第三，全球没有一个发达国家采用智利模式的改革，只有36个发展中国家进行尝试，而2008年之后，其中的绝大多数都废除了这个制度。第四，日本与欧洲的20多个国家的老龄化压力不比中国小，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采用个人账户制。
2020年8月25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月度研判例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中低收入阶层消费增长与国内经济大循环”，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李实出席会议并发表评论。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高质量脱贫不仅要注重脱贫的效果，更要注重扶贫的效能。新形势下，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打造“多维多赢”发展格局，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是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内容。同时应时刻警惕脱贫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充分有效地发挥各种扶贫资源的价值和作用，为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基础。
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2018年度研究项目招标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