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民生发展; 社会调查
2014年7月25日下午1:30，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于中关新园科技报告厅召开《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新书发布会。与2013年报告相比，2014年报告更聚焦于财富与经济不平等这一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社会议题。报告的内容包括中国家庭的财产、消费模式、医疗开销与负担、家庭经营与自雇、住房、主观幸福感六项子议题。该书对这些议题的探讨为理解当今中国社会打开了窗口，客观地展现了无数家庭与个人在中国社会经济变迁浪潮中的得与失，折射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报告的主要内容总结如下：
1. 家庭财产。2012年全国家庭净财产均值为43.9万元，全国私人财产总存量为188.4兆元。一方面，中国家庭的财产存量增长速度快，从2010年至2012年我国家庭平均净财产增长了17%。其中，房产作为家庭财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财产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从2010—2012年房产增长量占总财产增长的一半以上。另一方面，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1995和2002数字来自以往研究），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收入不平等。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等结构性因素是造成中国财产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在家庭层次的财产不平等及其变化有两个特征：一、有家庭成员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水平明显高于在体制外工作的家庭，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的增长幅度也明显高于体制外家庭，这将导致体制内外家庭的财产差距进一步扩大。二、中等收入家庭财产增长幅度大，而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财产增长幅度相对较小。该特征与2013年《中国民生发展报告》所报告的收入不平等的变动特征一致。
2. 消费模式。中国家庭消费模式可以分为五种类型：贫病型、蚂蚁型、蜗牛型、稳妥型和享乐型。其中，贫病型家庭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品的拥有比例均最低（贫），但其医疗支出的相对比重却很高（病），这类家庭带有贫病交加的特征。蚂蚁型家庭的各项消费水平和消费品的拥有比例都比较低，这类家庭主要以低水平消费为特征，就像辛苦积累的蚂蚁。蜗牛型是负担沉重的一类家庭，他们的总消费不低，但并不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基本消费上，也不太进行汽车、文娱和奢侈品的消费，而是把很大的一部分开支用于房租房贷、教育、医疗方面，而住房、教育和医疗负担就像蜗牛的躯壳限制了这些家庭提高他们在其他方面（尤其是享受性）的消费。稳妥型是中等消费的家庭，这些家庭的支出水平总体居中，但在消费品的拥有上高于平均水平，医疗和住房的支出比例略低于平均水平，有一定的教育、文娱的消费。享乐型家庭是享受着相对高品质的、健康的物质生活的一族，这类家庭有车有房的比例都很高，其各项消费品的拥有比例以及各项消费水平均很高，尤其是在教育和文娱支出水平上明显高于其他类型家庭，但其医疗支出的比重却较低。从全国分布来看，中国家庭消费模式呈现出两极分化：一方面是不消费、抑制消费的家庭（如蚂蚁型）或者医疗、教育、住房负担沉重的家庭（如蜗牛型、贫病型）占大多数。另一方面，已有少部分家庭已经享受着丰富的物质生活（如享乐型）。城乡消费模式差异大，农村贫病型家庭较多，稳妥型和享乐型家庭较少。相比之下，城镇贫病型家庭较少，其享乐型、稳妥型家庭明显多于农村。
3. 房产与住房负担。房产是我国城镇家庭财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占城镇家庭财产比例的中位数在80%左右，这与近年来房价快速上涨密切相关；在农村，房产占家庭财产比例的中位数在60%左右，低于城镇家庭，主要原因是农村住房以自建自住为主，土地成本很低，房产价格较低。在宏观层次上，人均GDP越高、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房产占家庭财产的比例越高。在家庭层次上，收入越高的家庭，房产占家庭财产比例的中位数越高；家庭总资产越多的家庭，房产占家庭财产比例的中位数也越高。如果以房价收入比来衡量购房压力，与农村相比，我国城镇家庭房价收入比相对较高，住房负担较重。在城镇家庭中，家庭主事者为商业、服务业人员的家庭房价收入比最高，而处于职业和收入地位较高位置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其家庭房价收入比相对较低，住房负担相对较小。此外，存在住房困难的城镇家庭其房价收入比显著地高于不存在住房困难的城镇家庭。
4. 家庭经营与自雇。2012年我国有78%的农村家庭从事农业家庭经营，有10 %的城乡家庭从事非农家庭经营（城镇家庭有13%，农村家庭有8%）。大多数家庭经营的企业规模都比较小，家庭的持股比例很高，雇佣人数少。家庭非农经营能够改善家庭收入，尤其是提高农村家庭的收入。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从事非农经营家庭的人均纯收入是没有从事非农经营家庭的1.68倍，这一比率在农村高达1.75，有39%从事非农经营的农村家庭处于最高收入组。2012年，我国13%的就业人员选择自我雇佣，其中城镇就业人员有18%是自我雇佣，农村的比重为10%，城镇自我雇佣的比重高于农村。自雇者的行业分布集中，大约一半的自雇者都从事批发和零售业。自雇者的平均年龄高于受雇者，其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受雇者。自雇者主要集中于中等教育程度（初中和高中）。他们具备基础的文化知识，但却不一定有很好的教育背景。高等教育程度（大专及以上）的在业者中自雇者所占比重明显偏低，这与我国每年大量的大学毕业生选择进入国企事业单位而不愿意进入私有部门或自主创业的现状相一致。与受雇者相比，自雇者每月工作的天数更多，但每天的工作时间更加灵活。女性自雇者每天的工作时间显著高于男性自雇者。总的来说，自雇者的生活满意程度和未来信心程度都高于受雇者。但老龄自雇者对未来的信心程度低于受雇者，这可能与其缺乏社会和医疗保障有关。
5. 医疗开支与负担。2012年全国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为1,187元，中位数为333元。家庭医疗保健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为11%，高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医疗保健支出比重。相比2010年，2012年的家庭医疗支出绝对值升高，但医疗负担（即医疗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却有所减轻。经济发展水平与医疗支出有密切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省份，家庭人均医疗支出越高，意味着这些地区的居民医疗消费能力更强、投入更多；但同时，这些省份的家庭医疗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却较低，说明这些地区医疗负担相对较轻。城乡家庭的医疗支出与负担差异较大。城镇家庭在人均医疗支出、住院费用上均高于农村家庭，但在家庭医疗支出比重、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住院自付费用、住院自付比例上均低于农村家庭。从家庭特征上看，与低收入家庭相比，高收入家庭的医疗支出比重、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住院自付比例更低；老年人家庭的家庭人均医疗支出最高，其医疗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也最高，这意味着老年人家庭面临着更大的医疗负担。医疗负担影响家庭的生活水平。医疗支出比重越高，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越高。医疗负担对低收入家庭的打击尤其严重，与家中无人住院的情况相比，家中有人住院会使低收入家庭医疗支出发生率的上升更为明显，由此增加其致贫的可能性。
6. 生活满意度。中国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呈中等偏上，主观本地社会地位呈中等偏下。家庭资产（如住房及汽车的拥有）对个人生活满意度和主观社会地位影响显著；独立于家庭资产之外，个人收入水平也影响着生活满意度和主观社会地位，且主观收入水平比客观收入水平更重要：无论客观上富有与否，对个人收入地位主观评价更高的人（即主观上认为自己富有的人）其生活满意度越高、个人社会地位的评价也越高。高收入人群的评价标准较高，这可能部分导致对其主观收入的总体评价水平偏低，并且与他们的实际客观收入相关性不高。除个人收入外，家庭相对收入高的人群其生活满意度及主观社会地位较高，且家庭收入对女性的影响力要大于对男性的影响力。
综合来看，《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4》展现了一个持续发展的中国——伴随着经济改革，中国家庭的财富在迅速积累，中国家庭的消费水平、结构和质量的变化日新月异，家庭经营与自雇方兴未艾。与此同时，它也展现了一个不平等的中国——城镇与农村、不同区域在房产、消费模式、医疗资源投入上的差异仍非常显著。体制内与体制外家庭在财富水平、财富的增长幅度、消费模式上也存在明显的不平等。但是，它还展现了一个逐渐改善和调整的中国——住房困难、医疗负担问题在逐渐改善。
据该报告的第一作者、北京大学千人计划学者谢宇教授介绍，财富不平等及其相关的经济不平等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它是许多社会矛盾的根源，而且财富不平等具有自我强化的作用，即可能出现“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恶性循环。因此，学术界有必要关注和深入研究财富不平等问题。但是，财富不平等在中国又是一个研究成果相对缺乏的领域，这主要是由于相关数据的缺乏。而CFPS关于家庭财富问题的详细设计及其数据的全国代表性和长期追踪性为人们研究中国财富的分配、流动和变化趋势及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和后果提供了良好的数据基础。
转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调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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