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赵人伟;收入分配;计划经济;市场经济
（一）经济体制转型问题的探索
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赵人伟教授主要研究经济体制转型中的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以及经济体制模式比较、目标模式的选择、双重体制的过渡等问题。1979年他同刘国光合作发表了《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文。这篇文章的意义在于提出要在物力资源的配置、财力资源的配置和人力资源的配置上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换言之，就是要打破计划经济的一统天下，而且，不仅仅是要在计划经济的外部或边缘加上一点市场机制作为补充，而是要将市场机制打入计划经济的内部。这些研究成果按当时国内的标准来看是属于前沿的，起的是推动改革的作用，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因这一问题的研究在1984年获得了第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当然，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当时的研究仍然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尽管当时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已经具有一定的风险，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跳出计划经济的大框框，只是在计划经济的大框架内尽可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此后，他一直沿着这一方向继续进行探索，并在90年代顺理成章地实现了向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
此后的二十多年，赵人伟教授一直继续关注经济体制的转型问题，主要是研究经济体制转型中的难点问题。这些问题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正确处理拨乱反正同改革开放的关系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经历了“文革”的十年动乱、国民经济处于濒临崩溃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改革之初的政策文件和经济学文献中，常常把改革开放和拨乱反正当作相似的任务加以论述，有人则索性把拨乱反正等同于改革开放，甚至认为恢复到1956年的状态（所谓的“黄金时代”）就是改革的目标。赵人伟教授则在有关的文章中坚持认为，尽管当年提出的拨乱反正的任务和改革开放的任务有重叠之处，但毕竟不是一回事，只有把两者加以区分，才能使改革不是简单地恢复到过去的最佳点，而是要实现未来的更高点。
2. 关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实物化倾向
赵人伟教授认为，计划经济的主要特征除了决策的高度集中以外就是资源的实物配置。因此，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必然要克服资源配置的实物化倾向。但是，在我国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中，却往往受到实物化倾向的阻扰。赵人伟教授带领几位年轻的研究人员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实物化倾向》一文，指出实物化倾向是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一种阻抑现象。文章对实物化倾向的表现、成因、弊端以及解决办法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对实物化倾向的分析不仅有利于认识市场取向改革的艰难性，而且也有利于推动这一改革的进程。
3. 总结和评估经济改革的渐进方式所带来的成本上升的风险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内外的经济学家就对中国经济改革应该采取激进方式还是渐进方式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总的来说，赵人伟教授倾向于渐进改革，但又时刻警惕渐进改革中的双重体制摩擦所带来的风险。他认为，根据中国经济情况的复杂性，只能采取渐进的、双轨过渡的方式，而且，这种方式无论在“一调二放”的价格改革中还是在允许非国有经济进入的所有制改革（所谓“打外围战”）中都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些成效说明，渐进改革的初衷是要降低改革的成本。但是，他同时也认为，经济改革的渐进方式也有成本上升的风险。渐进改革的内涵是增量改革（incremental reform）。具体来说，就是增量或新增的财富进入新体制（市场轨），存量或原有的财富留在老体制（计划轨）。随着改革的推进和经济的发展，留在旧体制内财富的比重将不断下降，而进入新体制的财富的比重则将不断上升，从而有利于最终以新体制来取代旧体制。然而，实际上中国的许多新增的财富并没有按照增量改革的要求进入新体制（例如大量新增的公务用车都以实物配给的形式进入了老体制）。增量进入旧体制是改革成本上升的一种表现。
4. 正确发挥市场的功能和政府的功能
赵人伟教授认为，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关于计划和市场问题的讨论，到了90 年代后期和新世纪初期，已经进一步演化成为如何正确发挥市场功能和政府功能问题。他在总结中国三十年经济改革经验的文章中明确提出，在我国的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市场功能和政府功能的混淆，出现了市场化不足（该市场化的没有市场化）和市场化过度（不该市场化的已市场化）并存的局面。
他写道，在个人产品或私人产品的领域，主要是吃、穿、用领域，已经实现了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交由个人来负责。在公共产品领域，主要是国防、环保、基本公共服务等领域，则通过政府来配置资源，由国家来负责。在这两个领域，应该说功能和责任的区分是比较清楚的，问题出在准公共产品领域。
在准公共产品领域，主要是教育、医疗、低收入者的住房等，则应该分别通过市场和政府，换言之，分别由个人和国家来负责。这一领域的难点是如何划分市场的功能和政府的功能。由于这一领域存在灰色地带，容易发生政府和个人之间互相推诿的问题。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改革中就发生了把这一领域的责任过多地推给个人、过多地依赖市场的倾向，不妨称之为过度市场化（over-marketization）或过度商业化（over-commercialization）的倾向；进入新世纪以来，正在纠正这一倾向。当然，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有些部门、有些领域（尤其是垄断部门和领域）仍存在着市场化程度不足的问题。如何解决市场化程度不足和过度并存的问题，仍然是今后改革的一个重任。
（二）收入分配和财产分布问题的探索
收入分配领域是赵人伟教授的研究工作持续时间最长、精力耗费最多的领域。这一领域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直持续了大约二十年的时间。由赵人伟教授主持的收入分配课题组对城乡居民的收入分别在1988年和1995年进行了两次全国性的调查；进入新世纪以后，课题组转由李实教授主持，赵人伟教授退居二线任顾问，在2002年和2007年又做了两次全国性的调查。在这些调查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研究及其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赵人伟教授在收入分配领域以及在进一步引申的财产分布领域所作的研究及成果，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研究方法的转变
从拨乱反正转向理论实证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学界曾经对按劳分配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当时讨论的主要议题是要不要按劳分配、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还是无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是不是产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基础，等等。这些讨论在拨乱反正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赵人伟教授当时的主要精力放在经济体制转型问题的研究上，没有直接参与这方面的讨论，不过仍然十分关注这一讨论。在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经济体制转型的研究中，赵人伟教授从东欧改革的文献中借鉴了一些对传统体制进行实证分析的经验。并试图把这种实证的方法运用到收入分配领域的研究中来。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对传统体制下工资和价格基本双冻结给不同代人所产生的不同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特别是对青年一代人的不利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他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劳动者个人收入分配的若干变化趋势》一文，明确地指出：在工资长期冻结的情况下，表面上似乎在冻结面前人人平等，但实际上会在老中青三代人之间产生代际的或纵向的收入分配失衡。这种分析无疑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冻结政策进行了科学的总结，为经济改革的必要性和经济改革的方向提供了理论支持，可以说是在上述拨乱反正的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这种向实证分析初步转变的探索得到了经济学界同行的肯定，并因此而在1986年获得了第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1991年英国出版的《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还专门译载了这篇文章。
从理论实证发展到经验实证
不过，赵人伟教授随后就发现，这种没有数据支撑的实证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当他听到国外有的经济学家对东欧改革文献中的一些没有数据支撑的实证研究批评为“实证非实证”时，才恍然大悟：没有数据支撑的实证只能称之为理论实证；有数据支撑的实证，即经验实证，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实证。因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赵人伟教授在收入分配领域的研究上才逐步地走上了经验实证的道路，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例如，在分析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的一些特殊现象时他指出，在双重体制并存的情况下，收入分配领域出现了平均主义和收入差距过大并存的现象；在我国经济转型的特殊条件和政策背景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了先缩小后扩大的情况；在改革的重点转入城市以后，城市职工收入结构中出现了工资部分相对缩小和工资外部分明显扩张的现象。这些有数据支撑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国际上，赵人伟教授和李实教授主持的课题组所提供的数据甚至有一个专有名词：CHIPS (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Survey)。赵人伟教授和李实教授还因此在1994年获得第六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2. 对收入分配状况及其原因的分析
收入分配状况：从平均主义盛行到收入差距过大。
赵人伟教授认为，改革以前的中国是一个均等化程度很高（或不平等程度很低）的社会。同时，在收入分配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平等的因素。这种平等中存在着不平等，不平等中又存在着平等的状况，说明了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复杂性。总的来说，平均主义盛行仍然是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起点。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尽管人们的收入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但收入差距却越来越大。赵人伟教授对收入差距变化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包括总体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部门（特别是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收入差距、财产收入差距等。此外，他还对改革以来收入分配变化的各个阶段及主要倾向进行了分析。他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倾向仍然是平均主义。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倾向是两种现象（计划体制内的平均主义和体制外和体制间的收入差距较大）并存。90年代中期以来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倾向是收入差距过大。根据课题的调查，到了1995年全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45。如果考虑到这一阶段因权钱交易、贪污腐败、垄断、寻租和设租等活动引起的收入差距的非正常扩大，则基尼系数可能更高，收入分配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
收入差距扩大原因
除了分析收入差距变化的实际状况以外，赵人伟教授在分析收入差距变化的原因方面也是有很特色的。在国际上，许多经济学家着重研究的是经济增长同收入分配的关系。在中国，情况则要复杂得多。我国不仅在经济体制方面是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而且在经济发展方面是处在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期。在这种大背景下，影响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因素极其复杂。这种复杂性，一方面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但另一方面也提供了更多探索的空间和余地。赵人伟教授把影响中国经济转型期收入差距变化的原因分为四大类和二十个左右的因素，并对这些因素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的变化作了分析。就四大类看，包括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经济改革（或体制变迁）、经济政策和对外经济关系。分析这些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不仅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而且有利于研究的深入。
在分析收入差距变化的原因时，有关收入差距扩大同经济改革的关系是人们最为关注也是争议最多的问题。赵人伟教授认为，在进行这种分析时，有两种倾向需要防止。一种是把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出现的问题都简单地归罪于经济改革本身；另一种是把收入差距的扩大简单地归结为经济改革所应该付出的代价。他说，对于收入差距的扩大，应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来对待：第一层次是属于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激励部分，这部分是属于克服平均主义的改革成果，从而应该加以肯定。第二层次是属于经济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例如，中国的改革只能采取双轨过渡的渐进方式，从而必然会出现利用双轨进行 “寻租” 等活动。在一定限度内，这可以说是改革所应付出的代价。第三层次是属于过高的代价，或者说是属于不应该付的部分，或应该防止和避免的部分。
赵人伟教授认为，既然收入差距过大不能简单地从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中去找原因，那么，就主要应该从体制（以及与之相关的政策）中去找。因此，相应的判断只能是：深化改革（包括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根本出路。
3. 对财产分布状况的分析：从几乎没有个人财产到个人财产的高速积累和显著分化
进入新世纪以后，赵人伟教授还在收入分配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财产分布的问题。他认为，国内对财产分布问题的研究迄今还处在起步阶段，但无疑这是一个重要的起步。财产分布问题的重要性已经开始显现：首先，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居民几乎没有个人财产，但改革开放以来，居民的财产经历了一个高速积累和显著分化的时期。其次，我国已经确立了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取决于收入分配的状况，而且取决于财产分布的状况。因此，可以预见，财产分布的问题必将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新焦点。无论从决策的战略性还是从研究的前瞻性的角度来看，都需要重视财产分布的问题。就收入和财产的一般区别来说，财产是一个时点上的存量，而收入是单位时间内的流量。收入和财产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过去的流量必然影响当今的存量；而当今的存量又必然影响今后的流量。随着财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财产分布格局的变化，财产分布不仅对整个宏观经济的稳定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对今后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化也有重要影响。
至于中国财产分布的现状，2002年全国总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50，高于同年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0.454），在各项资产中，房产的基尼系数为0.6302，金融资产的基尼系数为0.6291。按照国际标准，中国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还不算特别高。但是，如果考虑到以下两点，却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第一，发达国家个人财产的积累已经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而我国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算起，也只经历了大约二十年的时间。可以说，中国个人财产积累的这种速度和势头都是超常的。第二，中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已经显著地超过发达国家，且如上所述，当今的收入分配的分化必然会影响今后财产分布的分化，因此今后一段时间财产分布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可以说将是难以避免的现实。
赵人伟教授认为，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的思想以及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些思想把构建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目标具体化了。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壮大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他曾经在有关的文章中论述到，重视居民的财产及其收入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意义可以概括如下：第一，体现了藏富于民的思想, 也体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精神。第二，明确了居民除了劳动收入以外，还有财产性收入，既有利于提高人力、物力、财力资源配置的效率，又有利于拓宽居民增加收入的渠道，体现了居民收入来源的多元化。第三，指出了收入和财产之间的互动关系。第四，要防止财产及其收入的差距过大。为了防止财产及其收入差距过大，他还提出应该研究如何让农民从土地（哪怕是承包经营权）中得到应有的权益问题以及是否应该征收财产税和遗产税的问题。
（三）社会保障问题的探索
21世纪初，赵人伟教授把研究适度地拓展到社会保障领域。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与上述经济体制转型和收入分配改革是密切相关的。例如，收入分配和财产分布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到再分配问题，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涉及社会保障的问题；而且，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或转型本来就是整个经济体制转型的一个部分。赵人伟教授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及其成果可以概述如下：
1. 分析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复杂性
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可以说是席卷全球的浪潮。在西方，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往往被称之为福利制度的转型。赵人伟教授认为，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中国福利制度转型的背景是最为复杂的。在中国，除了福利制度本身的转型以外，还有两个更大的转型作为背景，即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经济发展转型）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经济体制转型）。然而，在经济发达的OECD 国家，它们已经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没有这两个转型作为福利制度转型的背景。即使在东欧国家，也只有体制转型作为背景，而没有发展转型作为背景。在中国，三个转型同时并进，增加了福利制度转型或社会保障改革的复杂性。
2. 强调社会保障一般原则的中国化，并把经济考量和道德考量结合起来
在社会保障领域实行个人责任和社会互济相结合、保障水平同经济水平相适应、以人为本等原则，可以说是国际公认的。赵人伟教授认为，这些原则必须加以中国化。例如，以保障水平同经济水平相适应的原则来说，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保障只能是低水平的。以社会保障应该以人为本的原则来说，具体到发达国家就成为福利普遍性原则，即福利标准是全国统一的；但具体到中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则只能具体化为广覆盖或全覆盖的原则，但很难在短期内实现全国统一的福利标准。在社会保障改革中最难处理的是个人责任和社会互济的关系。这里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社会保障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道德问题。社会保障措施的出台需要决策者有经济考量加道德考量，社会保障措施的受惠者则应该既是经济人，又是道德人。
3. 研究如何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问题
赵人伟教授认为，国外许多国家独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例如，在几乎所有进行福利制度改革的国家都面临着政府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过大以及福利开支支付上的危机。即使像瑞典这样的国家，改革以前的公共开支高达GDP的70%也发生了严重的支付危机，因此，在改革中如何实现需求约束的适度硬化，减少支付上的困难，也是任何实行改革的国家所要实现的一个重要目标。
又如，在福利制度改革以前，许多国家都存在着福利欺诈和福利依赖的问题。因为，所谓吃大锅饭的福利机制设计本身就只有单向的需求膨胀机制而缺乏反向的供给约束机制。这种机制不仅会导致供不应求的经济问题，而且会引发诸如“泡病号”等福利欺诈的道德问题。可见，福利制度的推行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道德问题。一个健全的福利制度的建设，不仅要依赖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经济体制的完善，而且有赖于公民道德情操的锤炼。
再如，即使发达的福利国家，改革以前也存在着对劳动积极性的反激励和收入的隐性转移问题。人家从“同工同酬”（“equal pay for equal work”）演化成“对所有的工作付同样的报酬”（“equal pay for all work”）；我们则从“同工同酬”演化成“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颇有相似之处。因此，如何改变这种对劳动积极性的反激励和收入的隐性转移，我们完全可以从其他国家的改革中获得借鉴。
同上述社会保障、收入分配、财产分布相联系，赵人伟教授还探讨了再分配问题，包括克服逆向再分配、实现适度再分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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