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白重恩,李宏彬,吴斌珍. 医疗保险与消费:来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证据[J]. 经济研究,2012,02:41-53.

【摘要】 本文利用农村引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一政策变化来研究医疗保险的获得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新农合使得非医疗支出类的家庭消费增加了约5.6个百分点。这一正向作用随医疗保险保障水平的提高而增强,而且在没有医疗支出的家庭中仍然存在。同时,新农合对消费的正向影响在收入较低或健康状况较差的家庭中更强。这些结果都与医疗保险减少了预防性储蓄的假说相一致。另外本文发现,新农合的效果随农户在这个项目中的经历而变化。实际上只有在那些有村民获得保险补偿的村子,保险对消费的正向影响才显著,而且在这些村子中,新农合对新加入农户的消费的影响明显小于对参合一年以上农户的消费的影响。 
【关键词】 预防性储蓄； 医疗保险； 消费；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居民储蓄；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0zd&007)的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和团队基金的资助(71025004和71121001);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70903042)的资助

[2]何其春. 税收、收入不平等和内生经济增长[J]. 经济研究,2012,02:4-14.

【摘要】 企业家(通过金融中介)从家庭借贷来支撑创新。二者在企业家的努力不为外人所见的情形下双方签订信用合同分享创新带来的垄断利润(即蛋糕)。两个有代表性经济人(企业家和家庭)的存在允许人们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里研究收入不平等。本文研究发现,企业家分配份额的增加一开始会提升增长速度,但是过了一定值后会拉低增长速度;而该份额的增加一直拉大企业家和工人间的收入差距。所以降低企业家获得的蛋糕的份额的分配改革可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企业家来自创新的收入的税率将降低他们的努力程度,从而降低增长速度,但是该税率的提高有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存款收入的税率提高尽管不会改变企业家的努力程度,但是也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而且不会降低收入不平等(如果工人有一定比例的存款)。对于劳动收入(工人工资)的税率增加会加剧工人和企业家间的收入不平等,但对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影响。 更多还原
【关键词】 信用市场不完备； 股权合同； 税收； 收入不平等； 平衡增长；

[3]何晓斌,夏凡. 中国体制转型与城镇居民家庭财富分配差距——一个资产转换的视角[J]. 经济研究,2012,02:28-40+119.

【摘要】 本文以中国城镇住房改革为例,从资产转换的角度研究了中国体制转型过程中城镇居民家庭财富积累及分配差距的产生。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房屋政策鼓励工作单位将住房出售给现有居民,即住房商品化。通过1988、1995和2002年中国城镇住户收入调查的数据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住房商品化过程中,相对于私营部门居民家庭,干部和国有单位工作的家庭更容易以折扣价从工作单位获得住房。随着近期住房市场的繁荣,原有的以及住房商品化过程中产生的住房不平等,已经转化成国有和私营部门家庭财富的更大差距,而且干部的住房增值优势和国有部门家庭的财富优势随着市场化的推进有加速增加的趋势。 更多还原
 

[4]胡永刚,郭长林. 股票财富、信号传递与中国城镇居民消费[J]. 经济研究,2012,03:115-126.

【摘要】 本文尝试在消费者最优选择模型基础上,通过引入居民的借贷约束和预防性储蓄,推导出能够检验股市的财富效应、信号传递效应和不对称效应的实证分析框架,并利用中国的季度数据考察中国股市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与国内相关文献所得结论不同,本文的研究表明:如果不仅考虑股票价格变动的财富效应,而且考虑其信号传递效应,那么中国股票市场对城镇居民消费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影响。分析也表明,如果用工资而不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度量人力资本回报,中国股票市场同样存在正的财富效应,且这种财富效应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反映经济基本面变化的股价变动对中国居民消费具有长期影响,投机因素引起的股价变动对中国居民消费的影响甚微。 更多还原
 

[5]罗楚亮. 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与农村贫困[J]. 经济研究,2012,02:15-27.

【摘要】 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同时发生的居民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扩大对农村贫困减缓具有不同的影响。本文在住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讨论了不同时期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对于农村贫困减缓的作用大小,估算了不同年份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贫困减缓弹性,并根据Shapley分解讨论了分项收入对贫困程度的影响以及分项收入不均等性的贫困减缓弹性。 更多还原
 

[6]徐建炜,纪洋,陈斌开. 中国劳动力市场名义工资粘性程度的估算[J]. 经济研究,2012,04:64-76.

【摘要】 本文完成了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名义工资粘性程度的首次估算,发现中国的名义工资粘性处于世界较低水平。这具有重要的宏观政策含义:一方面表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具有很强的"自我调节"经济波动的特性,另一方面说明中央银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将更多地带来物价水平上涨,而不是产出增加。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区分了劳动者的收入、工龄、户口、企业类型、行业等特征,对不同人群的工资粘性进行了细致测算。进一步,本文创新地区分并估算了名义工资的向上粘性与向下粘性,发现自2002年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向下粘性不断增大,而向上粘性的变化趋势并不明显。 更多还原
 

[7]肖争艳,刘凯. 中国城镇家庭财产水平研究:基于行为的视角[J]. 经济研究,2012,04:28-39.

【摘要】 本文首先提出了一个各种因素影响家庭财产水平的理论框架。然后通过对奥尔多投资研究中心2007年"城市投资者行为调查问卷"数据的处理和实证分析,估算了中国城镇居民的财产函数,重点考察了户主的主观行为特征在财产积累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发现:户主投资参与度与风险偏好度的提高有利于家庭财产水平的增加;与低收入或者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家庭相比,对高收入或者经济发达地区的家庭来说,投资参与度与风险偏好度对家庭财产水平的积极影响更显著一些。最后,针对政府如何促进居民财产水平的提升,本文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更多还原
 

[8]杨文,孙蚌珠,王学龙. 中国农村家庭脆弱性的测量与分解[J]. 经济研究,2012,04:40-51.

【摘要】 在理论层面上,本文在效用理论基础上对脆弱性进行了定义并对其分解以反映消费的不平等性和波动性。在实证分析层面上,本文使用CFPS(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数据对中国农村家庭脆弱性进行量化与分解。量化结果表明多数农村家庭是脆弱的;分解结果发现相对于村间不平等,村内不平等是脆弱性的主要组成部分。家庭脆弱性及五个分解部分对家庭特征集合变量的OLS回归结果表明:增加农村家庭收入是降低其脆弱性最有效的手段;提高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能够有效降低家庭脆弱性,但大学教育支出会显著提高家庭的脆弱性水平,这较好地解释了目前出现的农村籍高中生弃考大学这一现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社会保险能有效降低农村家庭脆弱性;社会资本、更大的家庭规模和更高的劳动力占比有利于降低家庭脆弱性,这能较好地解释中国农村家庭频繁的送礼活动以及倾向于组建大家庭的现象。 更多还原
 

[9]张义博. 公共部门与非公共部门收入差异的变迁[J]. 经济研究,2012,04:77-88.

【摘要】 基于社会阶层动态演化理论,本文提出了部门收入差异阶段性假说。随后利用CHNS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该假说。结果表明,第一阶段(1989—1997年),在较高的收入层次上,非公共部门比公共部门具有明显的收入优势,并且这一收入优势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非公共部门的教育回报率也更高;第二阶段(2000—2009年),在中低收入分位数上,公共部门比非公共部门表现出明显的收入优势。在较高的收入分位数上,非公共部门不再具有收入优势。在较高的教育水平上,两大部门的教育回报率接近。同时,两个阶段中在较低和较高收入分位数上表现出的部门收入差异主要源自部门特征因素。实证研究支持了阶段性假说,为我国收入分配结构性调整提供了启示。 更多还原
 

[10]孙文杰. 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的演变趋势及其原因——基于最终需求和技术效率的视角[J]. 经济研究,2012,05:120-131.

【摘要】 理解现阶段我国经济系统中劳动报酬的形成机理和产生效率,对于中国顺利实现产业结构转型,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重点从需求结构和技术效率两个视角深入分析了开放背景下1987—2007年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的演变趋势及其背后动因。研究发现,最终需求变动和技术效率变化对我国1987—2007年劳动报酬份额的演变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最终需求结构、以需求衡量的产业结构、最终需求进口替代、劳动回报率、进口中间投入和投入产出效率对1987—2007年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贡献率分别为11%、14%、2%、38%、2%和33%。进一步研究发现,1997年之后,国内消费、投资和出口对我国劳动报酬的拉动系数呈大幅下降趋势,且拉动重心逐渐由国内居民消费转向投资和出口,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1997年之后劳动报酬份额的显著下降。此外,包括劳动回报率、进口中间投入和投入产出效率在内的技术效率变化也是引起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 更多还原
 

[11]马双,张劼,朱喜. 最低工资对中国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J]. 经济研究,2012,05:132-146.

【摘要】 本文以1998—2007年全国各市(地区、自治州、盟)最低工资标准随时间变化的外生差异来识别最低工资上涨与企业平均工资、企业雇佣人数的关系。利用1998—2007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报表数据进行的分析显示,最低工资每上涨10%,制造业企业平均工资将整体上涨0.4%—0.5%。借助2006—2007年福建省最低工资上涨的"准自然实验"本文也证实了该结论。对于不同行业、不同人均资本水平的企业,最低工资上涨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最低工资将更多地增加劳动密集型或人均资本较低企业的平均工资。研究还发现,最低工资每增加10%,制造业企业雇佣人数将显著减少0.6%左右。政府在制定最低工资时应权衡其在收入分配上的积极效果以及其对就业的负面影响。 更多还原
 

[12]孙三百,黄薇,洪俊杰. 劳动力自由迁移为何如此重要?——基于代际收入流动的视角[J]. 经济研究,2012,05:147-159.

【摘要】 未考虑人口迁移影响的代际收入弹性估计存在偏误。本文将人口迁移与区域特性纳入代际收入弹性估计方程,并运用迁移概率作为局部工具变量进行估计,发现迁移者的代际收入弹性不到未迁移者的一半。而当前我国代际收入流动的主要问题在于部分人群面临"代际低收入传承陷阱",他们可以通过迁移从而增加就业机会等方式摆脱这一陷阱,这至少可以使一代人免受代际低收入传承的困扰。进一步分析迁移对代际收入传递路径的影响,结果表明教育在可识别的代际收入传递路径中贡献最大,而迁移强化了这一影响。鉴于人口迁移对代际收入流动的重要影响,政府部门有必要进一步采取措施降低劳动力自由迁移的障碍,并合理分配教育资源,以增进社会公平程度。 更多还原
 

[13]高凌云,王洛林,苏庆义. 中国出口的专业化之路及其增长效应[J]. 经济研究,2012,05:83-95.

【摘要】 本文利用半参数广义可加模型和按行业分类的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整体专业化曲线的动态变化,以及该种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出口走的实际上是一条非线性的、超越所处发展阶段的渐进专业化道路;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还可能出现加速专业化的趋势;同时,这样的道路已经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不利影响,并将长期存在。而且,结论在控制了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仍然稳健。因此,未来扭转我国出口发展中这种内在的专业化发展惯性,无疑是出口结构调整需要重点关注的方向。 更多还原